尽管在2019年迎来了久违的开工小高潮，但这依然是核电刻意沉默的一年。

 “重启”无疑是2019年核电的关键词，没有新项目的开工建设，就难以带动产业的持续发展。2019年，有三个核电项目获得核准并开工，殊为不易。只是，2019年核电难得的重启，显得颇为冷清。

 总理手中这张与高铁齐名的中国制造名片，未来究竟如何发展，仍然是一片迷雾。

 2019年之前整整三年，没有新的常规商业核电站开工，仅有福建霞浦快堆项目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在2017年底开工。上次商业核电项目获批还是2015年底防城港3、4号机组和田湾5、6号机组，获批当日国务院亦发布了信息。

2019年初，山东荣成、福建漳州和广东太平岭项目三个核电项目先后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此后直至2019年7月国家能源局的例行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规划发展司司长李福龙在介绍上半年能源形势时披露了上述三个项目获得核准开工，这一信息才正式对外公开。

 三个项目分别由国家电投、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控股开发，三大核电巨头各占其一。三个项目尽管业主不同，但都采用国产自主化三代核电技术，其中福建漳州和广东太平岭采用进一步融合后的“华龙一号”技术，已经是国内采用该技术建设的第三和第四个项目，“华龙一号”进入了成熟批量化的建设阶段。

 然而和核准一样，项目开工的消息也被各方默契的冷处理，有些项目信息被保密。沉默做事，低调推进，是过去一年整个行业的共识。

 默契背后，是新核电项目开工此前断档时间长达三年，来之不易的重启让各方都谨慎小心。一个无奈的对比是，即便是2011年3月的福岛核事故，也未让国内核电停滞如此之久。

 福岛核事故后，国家暂停了所有新建核电，并对在运、在建核电进行综合安全检查。2012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稳妥恢复核电建设，2012年12月，新的项目开工，前后断档不足两年。此后虽有起伏，但在2015年达到了一年有8台机组获得核准的规模。

 这次长达三年的断档，主要原因是部分专家对核电的反对声不断，直接影响到高层。出于谨慎，相关主管部门和企业不断回复意见，不仅新建项目迟迟难以落地，在建的项目进度也大幅推迟。产业发展与否，不再仅是一个技术考量，而上升到了政治决断。

 面临争议时审慎决策无可厚非，福岛和切尔诺贝利两次核电站事故的教训也极其惨痛。但长期悬而不决，事实上中断了核电本身的建设节奏，如今对重启建设的冷处理，也让人难以明确未来核电的角色。

转眼已至2020年，各项“十四五”规划在即，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征集信息。核电本身是一个开发周期长、产业链复杂的行业，从正式开工计，成熟的机组一般建设历时5年左右，如蒸汽发生器这样的大型复杂设备制造周期超过3年。因此，对核电这种产业而言，规划又显得格外重要，核电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政策预期。未来的规划中，核电的角色需要尽早明确。

 对核电而言，当前的建设规模，影响的是下一个五年的运行规模。“十三五”前三年的延宕，事实上已经意味着到2024年之前，中国核电的总体规模增长有限。作为稳定而零碳排放的电源，核电在中国能源转型中本应做出的贡献已经被推迟了。当前制定的规划，将很大程度影响下一个五年核电的建设规模，待其真正投运，就要从2025年往后数了。

 核电发展的上一个规划是在2012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通过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尽管该规划全文未对外公布，但规划的目标为业界所熟知，即到2020年投运核电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核电达到3000万千瓦。在建和在运总容量达到8800万千瓦。

 2016-2018年的意外断档，意味着这一规划目标已无法完成。截至目前，全国投运机组达到47台，总装机容量约为4875万千瓦，在建和已获核准的机组共计15台，总装机容量约为1700万千瓦。其中在建的机组里，福清5号和田湾5号机组有望在2020年底前投产，届时投运机组规模将达到约5100万千瓦，距离“十三五”规划差距约700万千瓦。

 “十三五”最终的在建核电规模还有变量，取决于2020年能够核准多少新项目，但完成目标也无可能。当前在运和核准机组共有62台，共约6600万千瓦，要想实现规划目标，需要2200万千瓦的新增核电装机，即约20台核电机组获得核准，这显然不可能在一年内完成。但今年的重启，确实为2020年新核电项目继续获批带来了希望。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希望还是绝望，“十四五”规划都要尽早明确核电的角色，不能继续悬而不决。

 考量核电的角色，有几个因素要综合考虑。

 作为电源，它相比煤炭没有碳排放，是零碳电源，但调节性不如煤炭；相比风光，它可以提供稳定的电源，一般作为电力系统的基荷，但核燃料发电后会产生具有放射性的乏燃料，目前尚无最终的处理办法。成本方面，核电的成熟技术要比煤炭更低，经济性好，是“印钞机”，而新一代核电技术还需规模化来降低成本。

 作为高端制造业，核电的供应链体系可以提升基础制造业的水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引进AP1000三代核电技术过程中，中国一重负责引进核电大型铸锻件技术，前后投入40多亿元，改造了一整套钢水熔炼、锻造、热处理、机加工和探伤检验设备，这样的投入不仅满足制造核电设备的需要，也是对基础制造能力的关键提升。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核电作为高端制造业的代表，相关技术也被美国加强限制。其2018年10月出台的管制条例，严格限制新型反应堆技术与中国的合作和出口，其中比尔·盖茨投资的第四代行波堆技术原本计划与中核集团合作开发，也受此影响搁置。

 核电最大的争议来自历史上的三次大型核事故，一旦发生极端事故，后果难以承担。中国至今30余年的核电运行历史，交出的答卷还算合格。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核事故的安全影响分为0级到7级，其中0级为偏差，1至3级为事件，4至7级为事故。切尔诺贝利和福岛都是7级的核事故，而中国至今未发生2级及以上的核事件。

此外，核电开发企业在升级安全技术水平，当前新建的机组为第三代核电技术机组，以求尽量降低事故概率和极端事故发生后能够处理。加强独立监管、信息公开透明，也是预防核事故发生的重要经验。

 发展至今，中国能源行业的主要矛盾从此前的解决供应短缺，逐渐过渡到能源的清洁低碳转型，期间电量也仍将有不小的增长，并且负荷“尖峰化”趋势明显。多重目标和困难之下，各类电源如何发展需要综合考量。

 几类电源中，风电光伏将告别补贴的温床，迎来平价时代，竞争力和发展空间进一步增强，但其波动性和利用小时数低的特点，意味着短中期仍离不开其他电源的补充。水电不仅清洁，而且廉价，但面临开发资源的限制。

 煤电的争议最大，未来还要不要发展，过去一年在业内争论激烈。这对于煤电行业发展并不是坏事，它有助于厘清人们对煤电的认识，从而在未来规划中更清晰的赋予它应有的角色。

 而能在能源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核电，尴尬的沉默不应持续下去，核电发展与否，应该尽早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