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公众对核电安全性的担忧和“邻避效应”日益凸显。公众的担忧和核恐惧是核电发展的制约因素，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极大地刺激了公众的恐核心理，核电“邻避效应”日益凸显。2015 年8 月，中科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所作的2600余份有效调查问卷中，60%的受众表示未被告知核电的安全性。在受访的人群中，表示支持核电发展的人并不希望核电站建在自己家门口。近年发生的广东江门“反核燃料厂事件“、江苏连云港”反核废料事件“等说明民用核设施的“邻避效应”依然严峻。公众对核电的理解及支持已经成为核电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加强科普宣传和舆论引导，减少并消除人们对核能利用的担心和恐惧，已成为核电发展的重要制约。

二是建设拖期、部分标准缺失导致核电建造成本高，经济性受到影响。核电项目投资巨大，建造周期长，从建设到并网发电，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造成工期延误和投资成本上升。据《原子科学家公报》报道，2017年全世界在建的55座核反应堆中，有60%面临延误和预算超支。第三代核电建设普遍出现了工期延误，芬兰和法国的EPR 项目和美国AP1000 项目均出现超支和工期延误，给阿海珐和西屋公司造成重创。中国的第三代核电建设也出现工期延误、建造成本增加等问题，对首批三代核电的经济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部分涉核标准缺失，导致成本增加。一些制造工艺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材料标准要求不断提升，以及核电常规岛部分远高于煤电建设标准等情况，安全冗余度越来越大，无形中抬高了设备制造、核电机组建造和运行成本，使得核电的市场经济性面临着日趋艰巨的挑战。

三是利用小时数、交易电价下降给核电发展带来压力。中国经济和电力供求关系进入了新常态，竞价上网、限制上网电量等措施的实施，使核电设备利用小时数下降，降低了

核电利用水平，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2017 年全国核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7089 小时，设备平均利用率81.14%，红沿河、昌江、防城港等核电机组设备利用率较低，部分机组设备利用率低于70%。2018 年核电设备利用小时为7184 小时，同比提高95小时。与2017 年相比，大部分省份核电利用小时有所提高，仅江苏和广东分别下降268和1053小时。核电与其他形式电源在电力市场竞争激烈。市场电量比例逐步上升。部分核电企业2017 年市场电量为20%左右，个别省份（福建）接近50%。核电交易电价既低于核电标杆电价，也低于煤电标杆电价，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四是投资主体的局限性制约了核电发展。目前，除中核、中广核之外，国内五大发电集团或多或少涉足核电产业，其中，国家电投走的靠前，拥有了自己的三代非能动系列技术，华能控股建设高温堆，大唐、华电、国电也参股投资了不少核电项目。可以说，五大发电集团对核电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华能、大唐、华电、国电十几年的努力，开发了不少核电厂址，但仍未实现控股压水堆项目的突破，耗费的财力是巨大的。常规电力与核电有区别，但也有共性，它们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都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能源工业的中心。核电可以充分借鉴我国电力市场体制改革四十年的经验成果，重点应该坚持市场化取向，在深化改革中解放思想，开放投资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加快推进核电投资主体多元化、市场化。这对加快发展核电是有利的。

（摘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魏昭峰在中国核能可持续发展论坛——2019年春季国际高峰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