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海军退休干部，海军专业作家。48年军龄，40年“创龄”。我曾写过很多海军题材作品，也写过核潜艇，如报告文学《水下先锋》等。核潜艇部队刚刚组建时，第一批艇员只有36人，我在《水下先锋》一文中，称他们为“36棵青松”，后来媒体都一直沿用这个说法。

记者也好，作家也好，凡是写文章的人，都喜欢归纳总结提炼所写人物的特点，然后贴上各种“标签”，如“铁人”、“铁姑娘”、“神童”、“学霸”之类，目的是为了使这个人物形象更生动，留给人们的印象更深。这种“贴标签”的做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我国的新闻界，有个不好的习惯，即不顾事实，不顾历史，不顾国情，胡乱贴标签，胡乱戴高帽，其结果往往影响很坏，既损害了新闻媒体的权威性，也损害了典型人物的真实性。

比如，2014年2月11日，“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颁奖典礼揭晓，中国核潜艇第二任总设计师黄旭华榜上有名，并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核潜艇工程从1958年第一次立项，到2013年，已经过去了55年，期间有成千上万的 技术人员、海军官兵和工人默默地为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选出一个代表人物做些宣传，壮国威，壮军威，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莫名其妙地给黄旭华戴一顶“中国核潜艇之父”的桂冠，就有点过分了。此事在参与核潜艇工程的老一代人员当中引起很坏的影响，甚至涉及到对黄旭华人品的评价。因为我对宣传典型这一套工作程序比较熟悉，我就跟他们解释：“这都是记者惹的祸，主要不是黄旭华的责任。”有人反驳我：“黄旭华本人也有责任。你可以公开表态：这顶帽子戴错了，不是我的。不表态，起码是默认。”不能说反驳没有道理。为什么大家对此事反应如此强烈呢？因为中国核潜艇历史上就没有什么“之父”。

20年前，我曾与中国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合作，写过一本长篇纪实文学《核潜岁月－－中国核潜艇办公室主任亲历记》，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很多当年参与核潜艇工程的有关人员，对中国核潜艇的历史比较熟悉。为了说明我的论点，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回顾一下那段历史。

1958年，聂荣臻元帅向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提交了极速体育app_极速体育直播-平台*官网：开展研制我国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报告，并很快得到批准。因为外国对我国进行严密的技术封锁，毛泽东在1959年10月发出号召：“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62年初，根据国内形势的需要，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批准核潜艇工程“上马”。

1966年，六机部成立09工程(即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长陈右铭兼任办公室主任。

1968年2月，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之下成立核潜艇工程办公室，负责处理研制核潜艇的协调领导和管理日常工作。陈右铭为主任，陈世谦、李海亭为副主任。

核潜艇工程开工后，为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于1969年10月成立了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不变，在中央专委领导下工作。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下面有四个专业组：总体、动力、武备、电子组。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1971年8月23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开始航行试验。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这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1979年9月，为了加强核潜艇工程的技术抓总和协调，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任命彭士禄为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纬禄、赵仁恺、黄旭华为副总设计师。

1983年3月19日，黄旭华接任核潜艇总设计师，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改为顾问。

从上面介绍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核潜艇工程最早是由聂荣臻元帅提出来的，整个工程是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周总理是中央专委主任，中央专委下面有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面有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办公室下面还有四个专业组，专业组下面才是各个专业单位：总体、动力、武备、电子部门。黄旭华只是总体部门的一个副总工程师。

当媒体把“中国核潜艇之父”这个头衔往黄旭华头上一戴，立刻就在核潜艇的圈子里炸了锅。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假如中国有10个“核潜艇之父”也轮不到他啊！更何况“之父”只有一个！

外国人喜欢用“之父”来表彰那些在某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比如美国的“核潜艇之父”叫里科弗，曾是美国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大约相当于中国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那样的角色。因为不知道美国的军工体制和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权力，所以无法评论里科弗这个“核潜艇之父”是否实至名归，在中国，陈右铭是绝对不敢接受“核潜艇之父”这顶桂冠的。里科弗生前曾访问中国，陈右铭接待过他。两位曾经的中美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里科弗称陈右铭为中国的核潜艇之父，陈右铭连连摆手称“不敢，不敢”。

按照中文的词义，父乃多义，其中有“对某一种大事业的创始者的尊称”之义。

黄旭华虽然参加核潜艇项目比较早，但他只是普通工作人员，不能算是“创始者”。1979年9月，核潜艇工程实行总师制，第一任总设计师是彭士禄，黄旭华是三位副总设计师之一。1983年，黄旭华被任命为第二任总设计师，马马虎虎算是总负责了，但此时距离1958年核潜艇第一次立项已经过去了25年。假如总师可以称“之父”，那么也该把这个荣誉给第一任，不该给第二任啊！

中国人喜欢树典型，树典型喜欢拔高，一拔高就会成为“变形金刚”－－把别人的事情嫁接到他的身上，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不相信这种典型了。很不幸，黄旭华老先生也被那些树典型的人拔了高。更糟糕的是，这样一来，就把中国核潜艇的历史搞乱了！

当年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参谋，现年84岁的王德宝说：中国就不适合搞什么核潜艇之父，如果说中国有核潜艇之父，那得是聂荣臻！因为搞核潜艇的动议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

王德宝接着说，如果说聂帅级别太高，从聂荣臻这里往下排，选一个级别不太高的人当“中国核潜艇之父”，那也选不到他呀！

当下中国，除了“核潜艇之父”，还有“航母之父”、“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等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此类“之父”之说可以休矣。外行看着热闹，内行看了嗤笑。

我写此文的目的，不是要和哪个人过不去，我只是想提醒那些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宣传典型，既要向历史负责，也要向当事人负责。做“标签”可以，但要做得准确精致一点；编“桂冠”可以，但要编得大小合适一点。否则，让行内的人看着难受，让当事人戴着也难受。对百姓是一种伤害，对当事人更是一种伤害。典型宣传，还是少一点花拳绣腿，多一点实锤干货为好。

我很欣赏白岩松说过的一段话（大意）：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谓干新闻的人就是往历史的洞穴里放资料，让后人在考古的时候去找那个时代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放进去的东西都不代表这个历史，很多年后考古的人把它挖出来还信以为真，历史将会怎样？考古将会怎样？而那个留下的新闻背影又将会怎样？所以，对所有的新闻人来说，真正的考验就是：你在往历史的洞穴里放什么？

为了给后代留下一段相对准确的历史，我呼吁人们行动起来，掀起一个“新闻打假”行动！

　　2018年11月26日于北京
　　作者：李忠效